开学没几天，刘清涛结婚了，白宗和白客哥俩来参加婚礼。
这年月的婚礼极其简单，没有主持人，没有婚纱礼服，更没有迎亲的车队。
甚至城里人的婚礼比农村人更简单寒酸。
这是因为城里人破四旧破的比较彻底，以前的老礼儿老风俗统统被人淡忘了。
这个时期的人们也极少有到饭店举办婚礼的，都是找厨师在家里鼓捣几个菜，再在屋里硬塞几张桌子。
每张桌子的人们都是肩挨着肩腿靠着腿，各个桌子之间的客人们也是背贴着背。
生活好像一直都是这样的，越是困难的时期，人们越渴望彼此相拥。
白宗和白客来的稍微晚点，刘清涛家人又给他们安排了比较重要、比较靠里边的位置。
那些原本落座的、陌生的大人们纷纷起身，笑脸相迎，侧身让路。
刘清涛的父母都是红星毛纺厂的职工，刘清涛和他的媳妇也同样是红星毛纺厂的职工。
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国营大厂的待遇还是不错的。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说的就是东北老大哥的共产主义生活。
所以，八十年代中期以前，东北人的确有些傲娇，有些瞧不起走南闯北讨生活的南方人。
直到若干年后，他们自己也不得不泪洒故土、抛家舍业，走南闯北去了。
刘清涛家的房子自然也是楼房，一进门就是一个大厨房，再往里面走是个大屋子，然后右手边还有一个门，里面也是一间大屋子。
由于厨房的空间比较大，很多家庭就把厨房隔出个类似饭厅的空间。
在这个所谓的饭厅里放了两张桌子，坐的都是刘清涛家的直系亲属，或者关系比较铁的街坊。
里面的大屋子里，炕上摆了一张桌子，地上摆了两张桌子。
这个屋子里坐着的基本都是刘清涛的工友或者远一点的亲戚之类的。
右手边的大屋子里则坐的基本都是女方家的人，或者身份比较尊贵的长辈、厂子里的领导之类的。
白宗、白客哥俩就被安排在最里边的这间屋子。
按照风俗，一般小孩子是不安排座位的，连女方家的小孩子都不例外。
而白宗、白客哥俩不光有座位，还是仅次于女方家长辈的上座。
白宗、白客哥俩身上穿着老妈做的中山装。
老妈秦咏梅一向具有创新精神，她做的中山装更接近于旧社会的学生服，紧身收腰一些，更适合年轻人穿。
哥俩往那一坐，真是英姿勃发、器宇不凡，引得大人们纷纷侧目。
就连刘清涛单位的领导都主动过来打招呼。
眼下城里人结婚既没有后世的大操大办，也没有当下农村人的老礼儿风俗。
但敬烟敬酒还是少不了的。
这年月人们还没有环保意识，连白客这样的小孩子都跑不了，照样得表示表示。
吃饱喝足后，人们纷纷离开了，每个人的碗底都压着几块钱，叫做压碗底儿。
也就是后世所说的随份子。
随份子这事儿也是七十年代末才开始有的。
在此之前，人们参加婚礼都是送东西。
比如送一套茶具，送一面镜子，送一对枕套等等。
之所以渐渐出现随份子这种事，很大原因在于当时的人们收入太低，一个家庭难以支撑一场婚宴。
于是大家抱团取暖，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你。
但此时，大家做这事还讲究点礼仪，不那么恶俗露骨。
给新人的钱都是悄悄压在碗底的。
不像后世，你去参加婚礼，专门有个人堵在门口收钱，然后还弄个大红纸广而告之，谁谁交了多少多少钱之类的。
整的像他们在募捐一般。
这个时期压碗底儿的钱一般都是三块儿五块儿的，关系特别好的顶多给一张大团结。
所以，当白宗白客哥俩跟着最后几个人起身离开时，新郎新娘追了出来。
刘清涛拿着一把大团结有些急了：“我说你们哥俩怎么能给这么多呢？”
白宗白客哥俩每人在碗底压了10张大团结。
新娘子也是个实在人，冲哥俩连连鞠躬：“谢谢你们哥俩这么大方，听涛子说你们哥俩有本事，可意思意思就行了，不能给这么多啊，这份儿人情太重了。”
白宗正不好意思之际，白客笑了：“就当俺在您这里存着好了。”
刘清涛和新娘面面相觑，一时哑口无言了。
白宗结婚要五六年之后，白客结婚更要十来年之后。
等那个时候大家生活都好起来了，百八十块钱的份子钱也不算是很大的负担了。
不过眼下看起来，白宗的个人生活问题并非顺风顺水，甚至可能面临较大阻碍。
白宗是正月十五之后认识鲁亚楠的。
凭白宗的手腕，没多久就跟鲁雅楠把关系确定下来了。
鲁亚楠也在纺织厂上班，是一名挡车工。
她所在的那家纺织厂是全县最大的，甚至在全省都是规模最大的，叫大洋纺织厂，简称大纺。
由于白宗的工作时间比较自由，而鲁亚楠又总是三班儿倒。
所以他们总是选择别人都上班的时间约会。
除了姥爷和白客这一老一小知道外，其他家人基本不知道。
但白客清楚老妈很快就会察觉的。
老妈好歹也是个侦探，就算平时工作再怎么忙，儿女们的一举一动她还是尽收眼底的。
更何况白宗不像白宾、白客哥俩心思重，什么都跟心里藏着。
他的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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