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笑话，大象出门碰上了骆驼，哈哈着说：“你这家伙怎么把两咪咪顶在背上了。”骆驼不愿意别人提到自己的残疾，怒道：“一边去，我不和鸡鸡长在脸上的人说话。”
我与白门之间不是是朋友关系，是骆驼与大象的关系，更确切地说我们俩在一起只能用狼狈为奸来形容，因为我们俩有类似的残疾。
这辈子只有玉京可以算成我的朋友，虽然他死了，但这人的确是音容宛在的，他几乎无时无刻地不在影响我的生活。我决定报答玉京一下，让他成名，我要让有享受到生前没有享受过的一切。我把这个计划告诉主任了，声称要用自己的钱替玉京扬扬名。实际上我是借这个计划把赞助费断掉，玉京死了，自然不会再有人要赞助了。我认为那些孩子上不上学也没什么关系，反正中国也出不了影响全人类命运的人物。主任对此大加赞赏，说有我这样的朋友，太难得了。
有个记者看到我送去的资料，竟根本不相信。他前前后后地看了三遍，最后他还再三追问呢：“人真的死啦？真死啦？”
我说：“都死了一年了。”
记者搓着手说：“死了？死了这个事就得另说了。我不能要您的费用，这个报道我白做。”
我惊奇地说：“你们不是都收钱吗？”
记者苦笑着说：“我不能收死人的钱，那是纸钱。收了这种钱，烫手。”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这是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夙愿，也是中国更重名利的根源。其实君王的事与普通人有什么关系？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过是些官迷。也就是说，中国知识分子是天生的庸俗，所以我们这个庞大的民族总是堕落到人见人揍的地步。庸俗也罢，挨揍也罢，玉京了却他人的烦心事，死了。只有我能为他赢得身前身后名了。
那个记者果然有些能量，他对资料的研究比我还要透彻，原来玉京第一次资助失学儿童，竟然是十年前的事了。那时他的音乐理想正在蓬勃发展期，也就是说玉京这么做，绝不是在寻求理想失落的平衡。
记者边看资料边流泪，据说泪水流了一桌子，文字写了一整版。第二天，他把写好的文章发给我，我看得热血沸腾，一扫对赞扬性文章的习惯性恶心。其实无论什么事，一旦用文字表述出来，似乎都能找到些意义了。记者在电话里问我：“你说，玉京图什么？”
我随口说：“他是为了祖国的未来，为了全人类的福祉。”
记者毫不客气地说：“放屁！这种哈是蒙白痴的。如果他活着，我当然知道他是为了什么。可现在他死了，这个事我就说不清楚了。”
我说：“你在文章写了好多，全挺真实的。”
记者说：“全是我的臆测。”
过了几天，报道出来了。这记者也够坏的，在报道里他并没有说玉京已经死了，估计是想看看读者们对这事的反应，然后再给大家一个巨大的反差。
一石激起千层浪。社会上，网上同时炸开了锅。人们议论之遇，自然而然地将焦点瞄准了玉京这么做的动机，他赞助孩子到底是为了什么？我天天泡在网上关注人们的反应，网友们异口同声地认为玉京是沽名钓誉，居心不良。更有甚者甚至说什么，玉京是希望混入官场，或者混进什么什么协会，这么做无非为自己捞取资本呢。当年雷锋也是这么干的，否则他何必把做的好事写到日记里呢？不过是想提干。没想到，让电线秆子砸死了，嘿嘿。最为中肯的评价是，无论玉京是出于什么目的，能坚持这么多年已经不错了。
不几天，居委会大妈找上门来。她们说，居委会要在盲人节搞个帮助盲人的活动，希望我能赞助几千块的活动经费。我说，我没钱，盲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又不是我弄瞎的。大妈们说：你住着玉京的房子呢，你应该跟人家好好学学呀。我说：学什么？他死了，您是不是也盼着我进骨灰盒啊？老太太当下给气跑了，背后他们竟然骂我是白眼狼。
本来我是希望为朋友争些名誉，如今却猜忌满天飞，玉京几乎成了虚伪的代名词。我有点气愤，就算是制造悬念也不能这么拖下去。于是我给记者打了电话，记者说：“我就是想看看，大家是不是跟我想的一样。这几天我正采访接受过玉京捐助的受助人呢，过几天连他的死讯一起登出来。嘿嘿，没准又炸了。”
记者神通广大，办法多，他通过我提供的信件地址，找到了一群当事人。如今很多受助人已经参加工作了，有些人甚至混到了北京。几天后，第二篇报道又出笼了。
内容是这样的：
玉京到底帮了什么人？
受助人小A在报纸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非常不满，主动找到记者理论，他认为记者损害了他的名誉权，希望报社尽快从网站上把自己的名字拿掉。
原来小A曾在玉京资助下，求学六年。如今已经在北大光荣毕业了，工作事业一帆风顺，也在北京按了家。他认为报纸上提到了他的名字，是对他莫大的侮辱。他说他现在是大学老师，这件事让学生知道了是很丢面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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