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飞转，又一个三年过去。
华夏大地之上，赵国的红旗早已插遍，而经过三年的耕耘，人们也纷纷从新政中获得了温饱的期盼。唯独在华夏的西南，秦国犹如一块狗皮膏药一般黏在了赵国的身上。
三年的连续丰收，不仅将当年灭韩、魏、楚三国大战时所消耗的粮秣给补了回来，府库中更是充盈。而已经升任内阁首辅的吕不韦不仅在邯郸城新见了一座巨大的粮仓，甚至还在河西郡和蜀郡（巴蜀裂为二郡，近秦者为蜀，远秦者为巴）修筑了两座特大的粮仓，以供战事之用。
如今，就连这两座新修的特大粮仓也已经装满了粮食，可谓之粮足矣！
军事方面，经过与秦军的轮战，赵军的战力即便在平和的三年之中也没有被落下，甚至因为南军这只新军的建立，在山地丛林作战方面，赵军又有了新的突破。
如今的赵国，光是甲种常备大军已经拥有近三十万大军，且都是上过战场，见过血的，这还是赵括精兵简政之下的成果，而各地的守军也都已补充到位，大军守军上万，小郡守军五千，足足也有十余万人马，而丙钟屯田兵那就更多了，光是辽东便有十万！可谓之兵多也!
反观秦国，因为连年被赵国大军三面袭扰，不肯认输的秦王迫不得已不断地加强着军事投入，为了应付赵军的轮战，秦王不得不在前线长期囤积近七万大军。
以不过一郡之地，长期豢养着七万主力，若是再算上倍于之的辅兵，不可不称之为穷兵黩武也。而这七万大军对于关中的百姓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而沉重的包袱，税收之重可见一斑。甚至不客气的说，几乎每一粒从秦国土地上长出的粮食都会用到军事相关的事情之中。
即便如此，秦王想要长期保持如此规模的大军仍是远远不足，毕竟底层老百姓的油水早就被严苛的秦法给榨得差不多了，秦王再还想要刮，却也刮不出多少油了。
无奈之下的秦王只好将目光瞧向了比之底层贫民稍好一些的平民们，相较于最底层的百姓，这些平民有一个几乎共同的特点——他们几乎都是清一色地从底层通过战争获得一系列爵位和福利的。
原本可以少交税赋的“公士”、“上造”们，如今也得同普通秦民一般全额缴纳税赋，包括那些杂七杂八的听得有些费解的税赋；
原本无需参加徭役的“不更”的家人们，也重新被征发了起来，修补城池、春米做饭；
一切彷佛回到了商君来到秦国之前，不仅上升通道彻底沦为虚假，更重要的是国家的信誉再一次彻底破产。
然而，在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之后，秦国的形式依旧没能好转，只能说军备竞赛所需的投入实在是太大了，尤其是这种明显不对等的军备竞赛。当然，这也与秦王动手的对象不对有关系。
赤脚而走的贫民和刚刚温饱的平民们能有几个油水，能被割几次韭菜？
要割还是得割那些达官贵人的！
当然，秦王也不是傻子，自然知道要那些贵族出血的困难程度远远高于割底层人民韭菜的难度，同时还需要冒着自己被推翻的风险。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秦王当然不会、也不愿意走这一步。
但随着秦国战争潜力的耗尽，或者说是秦人底层已经割无可割、刮无可刮之时，无奈之下的秦王，也只能将目光投向了秦国的中上层贵族们。
刚开始的时候，秦王还算有些顾及，即便是想要敲点竹杠也不会下死手，即便下死手也会找到一个令各方都无法驳斥的，冠冕堂皇的理由，比如“贪腐军资”、“有资敌嫌疑”之类的。但渐渐的，秦王发现，这样来钱实在有些太慢，同时秦王也发现了一个近乎无懈可击、百试百灵的借口——“谋反之心”。
随即，秦王子楚的手脚便大了起来，而秦国的无数大小贵族，渐渐在秦王子楚的严重成了一个个任其收割的韭菜，尤其是秦王在深刻地认识到自己几乎不可能再赢赵括之后。抱着“不为我用，即为他用”的心态，秦王彻底放飞自我，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独裁者。
顺之者，或以抄家论，虽损失有些大，但好歹保存下了性命；
但凡稍有不从者，轻则枭首，重则灭族！
至此，就连作为秦国发展的既得利益者和中上层也都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可以说整个秦国已经在军备竞赛中被作弄得民不聊生、官不聊生。
而秦王得罪所有人才好容易聚集起来的秦军，却在函谷关和巴蜀道中如同草芥一般地被消耗掉。
越是缺兵少粮，越是压榨国内秦民，越是压榨，越是得不到拥戴，而民心、军心因军功制度的破坏而渐渐远去，又进一步降低了前线的战力，战力下降之后，秦王只能征发更多的兵卒，而兵员的集中，直接就导致国内的劳动力不足，劳动力的不足，该修的水利无人修、该浇三趟水的地只够浇灌两趟的，也就间接导致粮食的减产，而粮食的减产又进一步压迫着秦人的荷包。
于是，一个最难受的恶性循环便开启了！
作为如今朝中唯一能打的老将，司马错将军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可是，急归急，要办法确实没有。函谷关和巴蜀道，几乎每天一小打，三天一大打，每日损兵都在百人上下，不征兵难道放任赵军叩关吗？而要维持着这样一只大军，日常的粮秣更是少不了，若是连吃都吃不饱，且不说有没有气力对抗赵军，甚至在赵军之前，这群厮杀汉子就先营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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