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走那天晚上，亲戚朋友在我家欢聚一堂，为我饯行。我给每一位亲友敬酒，递烟倒茶，一遍一遍地说着感谢和惜别的话，小屋里洋溢着浓浓的亲情，饯行宴夜深方散。
一九七八年三月份的某一天，是我去学校报到的日子。鸡叫三遍，母亲和二姐就做好了早饭。饭还没吃完，送行的亲友们己经挤满了屋里屋外。行装昨天己经整理好。兄弟拿出从部队带回来的军用背包带，帮我打了一个标准的背包。笔记本、纸张和日用品，装进二哥给我准备的小木箱里。
该走了，母亲抓着我的手还是不肯松开！该说的话，从三天前领通知书的时候就反复说了，到现在不知道说了多少遍！儿行千里母担忧啊！
红日丈高，天气睛好。喜鹊在村头大柳树上欢叫。小山村里，乡亲们以他们真挚质朴的方式，欢送我远行。人群簇拥着我，缓缓走到村头岔路口。
学校同事带着学生赶来给我送行。我看着这些山里的孩子，一个个都是那么淳朴可爱。他们不算很聪明，但跟我幼时一样，也都有一个小小的读书梦。我拉拉这个的小手，拍拍那个的肩膀，依依不舍。走到那几个即将毕业的五年级学生跟前，叮嘱他们好好学习，争取考上初中，走出大山，比我走得更远！
二哥挑着小木箱和行李送我下山。走出村庄，走上村外小路，登上村南一里处的“钻天岭”，我转过身来。村头小山嘴上，母亲二姐她们还站在那里，远远地向我挥着手。虽然听不清，但我清楚的知道亲人在说着什么。虽然看不见，但是我分明看得到母亲额前被风吹乱的白发，还有眼里闪动的泪花……
我终于如恩师所愿，走出了沟满山！
当晚，我哥俩住在街上亲戚家。第二天，我和二哥起早来到车站，买了六点的车票。
在进站口，我从二哥手里接过小木箱，把一肚子的话浓缩为一句：“二哥！家里全指靠你了！”
二哥红着眼圈儿，说：“放心走吧！勤往家里写信！”
我一手提着小木箱，一手拎着网兜，騰不开手，只好把车票衔在嘴里，随着人群通过窄窄的铁栏杆过道进站。
上车的时候，我被卖票员拦着了：“哎——你带着这些东西不能上车！”
我扬起头，冲着卖票员含混不清地说：“我有票！”
卖票员说：“我知道你有票。你把这些东西放车上的行李架上去。”
我退了回来，绕到车后面，看到一架铁梯子通往车顶，几个人正在往上面放东西。我双手带着东西是爬不上去的。只好放下小木箱，拎着行李往上爬。这时候车顶上有一个年轻人正要下来，还没等我开口打招呼，那人就说：“来！我给你搭把手。把东西递给我！”说着，伸手接过我的行李。我又爬下来，把小木箱递了上去。那人又帮我用网绳把东西固定好，我连声道谢。
汽车徐徐驶出车站。我看到二哥还在车站口的台阶上，向车里张望。我拉开窗玻璃，伸出手来同二哥告别，同这座小城市告别，同我的昨天告别！
汽车驶出县城，加快了速度。车窗外，树林、村庄飞快地向后退去。我漫无目标地望着窗外的景物，心潮难平。
前天晚上，当家里的客人走完之后，我和二哥又陪着母亲坐了很长时间，临别的话说不到头儿。说着说着，母亲把话头又引到了二哥上山北倒插门儿这事儿上。
本来，在领取通知书回来的路上，二哥和我已经约定：暂时不说这个事儿，免得母亲额外操心生气，等我把上学的事儿安顿好之后，再细细商量。但是到家之后人来客往的，一直没有腾出时间跟母亲沟通。母亲也不知道二哥和我的意思，想趁我在家，给二哥的事儿“定个弦”（结论）。
二哥一听，不耐烦了：“我老早就说了，这事儿甭再提啦，那不中！”二哥说得很干脆。
“唉——那......这儿要是不说，以后不知道还能不能遇见合适头儿啦……”
“妈！你都没有好好想想，就算是我答应了，我走了走不了？”
“唉！”母亲唉声叹气。
我理解母亲的心情。手心手掌都是肉，哪个儿女不连心？母亲盼望着我有个好前程，那二哥呢？母亲总是说二哥人木囊（也成木讷。方言：形容人呆板，迟钝，不善说话），恐怕要打光棍儿啦！
我也十分矛盾。平心而论，我是支持二哥出去的。为了二哥能成个家，我宁愿全部担起养老责任！但是跟前的情况又实在难以两全：二哥出去了，家里撇下六十多岁的老母亲怎么办？二哥不出去，母亲有人照应，我免除了后顾之忧，可二哥被“栓”在家里，他的这桩婚事就彻底“黄”了……
二哥说：“这事儿甭再提啦！我就算打一辈子光棍儿，也不会去当这个倒插门儿！”
“那你就处心打光棍儿？”母亲呛白二哥一句。
“光棍儿多了，也不是就我一个！没啥丢人！”二哥也话接话地怼母亲。
眼看娘俩要闹僵，我赶紧劝二哥：“这事儿咱先缓缓，还是按咱俩路上说的，眼前先不急着回话，等我安排好了，回来咱再商量！”
可是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第二天，二哥扒明起早给那个亲戚捎信儿，就把这事儿给交代了（方言：回复、拒绝）！二哥向来做事慢慢腾腾地，这个事儿超乎寻常地利落，看来是铁了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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