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民仓的设立，在皇帝心中呈现，自然而然就顺利的在御前会议中讨论。
微缩版御前会议只有五人。
皇帝居中，每个四人分列两旁。
此时的内阁，在绍武朝经过多年的发展，真正意义上的成为了决策部门。
八部九卿，成其下属，只有执行权。
以往那种六部都能参加会议的大御前会议，自然就削减了许多。
毕竟中国的规矩，大事开小会，小事开大会。
如此这般，自然而然就形成了大明特色的内阁集权制。
当然了，由于内阁之中人数不定，权力的划分也就没那么的死板。
换句话来说，除了内阁首辅惯例掌控财部外，其他各部则靠博弈和威望，自己争取。
当然啦，如果有皇帝的助益，自然就非常一般了。
如，本来吏部由冯显宗主持，但凡涉及到刑部的内容，都是由其票拟，在内阁会议中确定，再让奏皇帝批红。
但如果皇帝却对他的票拟三番五次的留中，甚至是驳回，自然就影响他对刑部的掌控。
威望，能力，皇恩，缺一不可，三者又同样重要。
如今，内阁首辅阎崇信负责财部、民部，礼部；次辅朱谋则是户部和工部。
冯显宗掌管吏部。
堵胤锡则掌管刑部和兵部。
在各自的部门，他们自然拥有着绝对的发言权，而一旦涉及到人事，尤其是五品以上的官员，自然要互相妥协才能办下。
内阁举荐名单，至少要三个人。
若是没有满意的，皇帝也可以自行添加人选，这是他的特权。
而对于军权，京营、边军、巡防营，则是皇帝的一言堂，内阁的建议权，都要看皇帝的眼色。
除此以外，作为监察部门，朱谊汐深刻吸取了前明监察失控，御史们排着队脱裤子打廷杖的事。
宋朝的御史制度不错。
所以，都察院的一应官吏，都由皇帝任免，内阁不得插手。
同时，对于皇帝的谏言权，全部聚拢到了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佥都御史的手中。
他们六人，可以对内阁八部直接弹劾，同时负责对皇帝谏言。
剩余的监察御史等，只能对二品以下的官吏弹劾。
如此一来，就再也不会出现以往那样小杂鱼都敢死谏，给皇帝鸡蛋里挑骨头的烦心事了。
督察院监察百官，可以很好的监控内阁。
所以像朱元璋那样疑心太重，什么都一把掐，亦或者对什么都有自己意见的事，朱谊汐是做不出来的。
适当的放权，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正确的。
如今，随着八月秋收结束，大明的掌权者们聚拢一堂，讨论起了秋税。
虽然秋收要到来年三月前才能归拢国库，但各地秋税，却早已经记录在案，千里迢迢送到北京。
阎崇信脸上露出发自内心的喜悦：
“陛下，托祖宗鸿福，今秋之税，再创新高，换算成银圆，达到了四千万之巨，若是再加上秋、冬商税，突破九千万不是难事。”
农业税分成夏、秋两季征收，而商税考虑到如今的难度，则自然的分成了四季，三月一缴。
包括盐、铁、酒、茶，四大重税群体，也是如此，省却人力。
“九千万——”
朱谊汐感慨万分。
这已经超过了清朝鼎盛时期的赋税，当然了这不包括清末。
像满清这样越到亡国，国库里越有钱的王朝，甚是少见。
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英国人赫德，辛苦的为清朝建立起了近代关税体制，任劳任怨干了四十年，清廉而不贪，满清续命多靠他。
“其中商税几何？农税几何？”
皇帝发问，阎崇信自然迅速回答，这一切已经在他牢记闹脑中：
“禀陛下，由于天下农税三等，最高不过三分（三十文），可谓是轻徭薄赋，百姓爱戴，人人称颂圣君降世呢……”
所谓的三等农税，实际上就是绍武初年的事了。
不像以前的那些封建王朝，将所有的土地定格为上，中、下三等田，不同的等级收不同的税。
这对于官少民多的封建王朝来说，根本就不是个人能干成的活。
所以许多士绅就会贿赂衙役，把自家的上田变为下田，少缴赋税。
但在绍武朝，则根据省份划分，每省的土地全部归为同一等。
如，江苏、安徽、江西等富庶的南方，就是一等地，每亩纳钱三十文。
顺天府、河北省，则是二等，每亩纳钱二十文。
像是甘肃，陕西，云南这种贫瘠省份，一律算三等，每亩纳税十文。
看上去这样的赋税很低，但实际上来说，却是中等了，至少达不到明初那种三十税一的地步，
许多人言语，十税一合适，但却忽略了实际。
100斤的稻谷，按照如今的脱壳率，最好的不过是七层，也就是说能拿到70斤的大米。
而最差的，只能有五成。
还要算上石磨的费用。
故而，普通百姓来说，亩产300斤的粮食，真正能到手的，最多一百五十来斤。
三十文，市价能买三斗，也就是三十斤。
而粮商们的收购价，却跌了不止一筹，卖四十斤才能得到三十文。
四十比一百五。
换算过来，就是三税一到四税一之间。
已经算是重税了。
对于甘肃、陕西这种，一亩地一两百斤，十文钱虽然不多，但也要他们卖出至少二三十来斤粮食换取，其甚至达到脱壳后的一半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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