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各省，因为去年一整年的监察御史，闹腾得不行，春二月的省试更是腾笼换鸟，使得官场大变。
根据吏部的保守估计，北方九省，除去绥远外，其余八省一府，官缺达到了四成，几乎颠覆了整个朝廷统治。
去年、今年两拨省试，再加上提拔举人为官，才勉强稳住了地方，没有出现什么差错。
不过也正是因为如此，北方各省官场为一新，执行政令的力度也就加强。
当然，这只是皇帝的以为，实际上对于官吏们来说，他们本以为绍武皇帝会萧规曹随，结果却来真的。
大明制度在这，凡事就怕认真。
由此一来，一个个自然就听话认真起来。
减租减息之策在，北方施行顺利。
而顺利的基础，除了官场上的刷新外，现实的基础也很重要——缺人。
战乱、旱灾、瘟疫，导致北方各省民不聊生，户口损失十之六七，地主们甚至缺乏佃户种田。
因为荒地那么多，朝廷免税多年，许多人自耕农选择开荒，从而导致农村用工荒。
这种情况下，减租减息自然就顺理成章，阻力甚少。
不过，全国一盘棋，北方开始了，南方自然就避免不了。
最为顺利不外乎湖广两省，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四省，更是阻力不大。
因为富饶的缘故，人口滋生极快，什么东西一旦多了就不值钱，更何况人口了。
南方生存压力就极大，读书人的压力也大。
例如，浙江读书人多，就多出师爷；江西则多算命账房；南直隶二省，则文风昌盛，许多人则为清客幕僚。
福建就不用说了，八山一水一分田，习惯下跑海商，下南洋了。
也正是因为如此，北方田租基本在五成左右，而在南方，则丧心病狂的达到了七成乃至于八成。
固然有南方双季稻的原因，但地主们的贪婪仍旧令人发指。
顾炎武直言：“吴中之民有地者什一（十分之一），为人佃作者什九（十分之九）……而私租重者至一石二、三斗，少者亦七、八斗。佃人竭一岁之力，粪壅工作，一亩之费可一缗，而收之所得不过数斗，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贷者。”
今日交完租，明天就得上地主家借贷。
再加上高昂的利息，从而令佃户世世代代难以逃脱。
所以，当减租减息传到南方时，遭到了大部分地主的抵制。
田租不得超过三成，利息不得超过三成，不然三代不得参加科举。
这等于是活活挖去他们的利益，怎是一个沸腾了得。
浙江绍兴，张家。
张家在绍兴大为有名，其族居在投醪河两岸，宗族超过百户，加上仆役，达到数千人之多。
投醪河西通府河，南连庙河，在流经绍兴府学宫后折了一个大湾，张家在嘉靖二十一年，集体出资，将这个大湾给拉平，成为了张家的内河。
其豪富，令绍兴侧目。
张岱闲散着长发，穿着宽松的襕袍，脚上是木屐，悠闲得看着书，别提多美了。
这时，一阵脚步声响起，“四老爷——”
张岱头都不用抬，就知道这是自己的幼弟张岷来了。
“脚步匆忙，这是怎么了？”
三十来岁的张岷倒是气喘吁吁，看着兄长一副闲适的模样，不由得笑道：“两个儿子参加会试，你竟然毫不急切？”
“考不中，就再试呗！”张岱摇摇头：“他们还年轻，再试一两次也无妨。”
“看你脚步匆匆，肯定不是关心侄子，你来作甚？”
“东西二张议事，父亲让我来请你呢！”
张岷没好气道。
“有父亲在，要我去做什么，还不如看书呢！”张岱这才扭过头来，摆摆手。
“兄长，这可由不得你。”张岷一屁股坐下：“事关整个宗族大事，但凡成年男丁，都要在祠堂商议，这可是族长的话。”
“那么多人，能商量个什么？”
张岱无奈，只能放下书。
“换双鞋！”张岷无奈：“虽然是走个过场，但到底是要出人的，公议嘛！”
随后，兄弟二人来到了祠堂。
绍兴张氏之发达，在祠堂上就能看得分明。
祠堂占地十余亩，大小十余殿，供奉着几百年来的祖先，光是祭田，就超过了五百亩。
由此，足以容纳上千人聚集。
兄弟二人赶来时，已经是遍地是人，但是没几个喧闹的，基本是一脸肃静。
张岱高祖父是嘉靖二十六年的进士，曾祖父是隆庆五年的状元，祖父是万历二十三年的进士，叔祖父是万历四十一年进士。
只有父亲张耀芳和他比较丢人，只是举人出身。
也正是祖上如此厉害，他们的位置在前列。
六十岁的张耀芳坐在主位，见到两个儿子来了，眼神不善地盯着张岱。
后者只能讨饶，才作罢。
其叔祖父张汝懋如今已然致仕，七十来岁的年纪高坐，对于张岱笑了笑，他已经成了族长。
又等了半个时辰，所有的人都到齐了。
张汝懋这才开口道：“今天我要说下减租减息的事，去年朝廷颁发谕旨，要求地方减租减息，不得超过三成。”
“此乃仁政，大明上下谁敢言否？”
“老夫为子孙计，早就改变租赁，但还是有些人，不守规矩。”
说着，他双目圆睁，在孙子的搀扶下，高声道：“若是被人举报了去，子孙三代不得科考，为了些许的蝇头小利，就自子孙亲朋而不顾，真应该把心挖了去喂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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