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明兰回来，对我说：“鲁西！我死了！”
我瞪她一眼，说：“很好！把你那个新款的mp4留给我。”说着话，眼睛已经非常不厚道地扫上了她的新款mp4。
她便扑上来抽打我，抽了两下，见我无反应，便坐到我的对面，手托香腮，撑起脸蛋，悠悠地说：“鲁西！今天下午，我看见了一个非常非常帅的男人。”
“所以呢？”我问她，十分不待见她那副花痴的模样。
“我、要、追、他！”她每个字都说得清晰准确，让我立即像是被蜜蜂屁股上的刺扎到，猛地跳起来，说：“丫的，你要敢抛弃了大歪，看我不劈了你。”
明兰便露出一个讨好的笑容，乖巧地说：“我只是遐想，真的，只是不小心遐想了一小下下而已。”迅速跳上对面床的上铺，捧起电话，亲亲热热地跟她家大歪打电话。
我刚听见她嘴里飘出甜腻的一个“伟”字，立即毫不犹豫地塞上了耳塞。
我是故意把那位同学称为“大歪”的。其实，他的大名叫姜俊伟，从五官到身板到气质再到……
都很端正，非常非常端正，端正到让人一看到就忍不住眼花缭乱，浮想联翩。
熟悉的人都叫他大伟！是我小心眼，玻璃心，斤斤计较，小肚鸡肠，所以，坚持而固执地叫他大歪。因为，其实原本，姜俊伟是我的老乡，是我的中学校友，是我从小到大毫无生气的少女生涯中唯一的亮色，是我无数次对月兴叹的憧憬对象。
我曾经在十四岁的时候，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偷偷潜入学校，敲碎玻璃，把贴在橱窗拦里的，他在运动场上驰骋的“玉照”偷出来，藏在被子里，打着手电筒，一遍又一遍地“瞻仰”；曾经在十五岁的时候，在我生日那天，从冰箱里偷出一支大伯珍藏的香槟，注满我的酒杯，佯装他就坐在对面，对着月亮，微笑地对着空空的空气说一句：“Cheers！”然后，伤风悲秋，感时应月，顺理成章地潸然泪下；还曾经在我十六岁的时候，偷偷地抽出一张粉色的信纸，写上一句自以为充满了诗情画意，但其实本质上当然是全然不知所云的句子：“当你听到花开的声音，请相信，那是一个爱你的人对你爱的告白！”然后，第二天一大早便匆匆起身赶往学校，第一个赶到邻班的教室里，把纸条偷偷塞在了他的抽屉里。
我一直不知道他是否发现了那张纸条，当然，曾经一度夜不能寐地希望他发现，后来，长大了之后，却又十分庆幸这个答案应该是“否”。
我就这样，小心翼翼地，居心叵测地一直躲在暗处“觊觎”着他，“窥探”着他，一直窥探了长达五年之久，才终于赢来了打破僵局的时刻——我终于如愿同他考到了同一个城市，同一个学校，我们要一起到北方上大学。
还记得我掏出手机，终于拨通了那个烂熟于心的号码时，那种惶惑羞愧到想立即遁地逃跑却又隐隐兴奋的复杂心情；还记得那震荡在空气里仿佛歪掉的五线谱一般苍白颤抖的声音——
“喂……”
我终于鼓起勇气问他：“你，可不可以，跟我搭伴，一起到……北京去？”
他在电话那头轻松地笑：“呃！我已经订好了机票，是六号的。还有，你是谁？”
我“哦！”了一声，挂断了电话。
我早该想到的，他会坐飞机。
他的父亲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企业家，他家境优渥，在四乡八里远近闻名。
而我，虽然也在心底里沉淀着许许多多灿烂甜蜜的记忆；虽然也曾有过锦衣玉食，颐指气使，骄傲得近乎刁蛮的“小公主”生涯，但这种幸福，却最终随着十二岁那年，爸爸妈妈的双双移民而生生折断。
那一夜，吃过妈妈亲手烤制的生日蛋糕，爸爸把一个存折递给我，说：“西西！爸爸妈妈不在的时候，要照顾好自己……”
我默不作声地接过存折，心里酸得仿佛在坛子里浸蕴许久的泡菜，连冬日凛冽的北风都挡不住那种窒闷苦涩的气息，眼泪却一直储在眼眶里，固执地不肯落下。
第二天，我住进了学校，监护人也变成了在邻近工厂工作的大伯。
存折里是爸爸妈妈全部的积蓄。他们没有叮嘱我节约，因为信誓旦旦地保证，第二年便会接我出去。可惜，一年后，这个日期变成了初中毕业。再然后……
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我便习惯了每天睡前都拿出存折，把折里显示的余款仔细地看上一遍，再看上一遍。
一年又一年，现实的窘迫早已压低了我高昂的头颅，让我学会节衣缩食，精打细算。我去北方读书，当然，必定是坐火车的，而且，确定是硬座。
在这个世界上，乘火车上大学是一种最普遍，最正常不过的选择，并没有什么值得抱怨。只是，精心谋划许久的“同行计划”便这样脆弱而无奈地夭折了，当我独自坐在黑夜的火车上，听着轮子摩擦轨道发出的轰隆声，看着黑洞洞的窗外，一片片远山模糊的暗影，多少还是感到了几分恹恹无力，怅然若失。
经过一夜颠簸，终于到达了西客站。
我懒洋洋地站起，揉了揉眼睛，伸伸懒腰，提着行李，跟随熙熙攘攘的人群涌到站口，按照一个师姐事先的叮嘱，戴上特制的小红帽，目光四下逡巡，在密密麻麻的各色接人招牌中寻找“康宜市”字样，想不到，刚在一个白底的牌子上锁定了目标，迎头就看到了姜俊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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