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去的路上, 露生和求岳都喝醉了，两个人在后座上东倒西歪，虽然无功可庆，却喝得像预先庆功。这种乡间浊酒的醉意非常美妙，身体慵懒而心头清明, 虽然是最低等的杂粮烧锅, 却符合酒文化里最高雅的、微醺的境界, 骨醉心清。两人活像退化的幼年体, 顶着两个猴屁股, 看车窗外倒退的风景, 远处是层林尽染, 近处却是黄叶落尽，一片余霞的晚照, 像流光锦缎从眼前万紫千红地飘过去。
露生醉得趴在车窗上：“你觉着没有, 石市长这个人, 说话总是先假后真, 他刚开始说叫我们编书，那是虚话, 敷衍我的, 后面给我介绍教授、叫我预备演出, 这个才是真心实意。”
他看绮霞, 求岳醉眼看他, 扶着头笑道：“也不是敷衍你, 他这个鸟人就是这个尿性。”
“可我就喜欢他说虚话, 虚话也好听。一想到能编书教学生，我连学都没上过的人——哎呀——”萌萌地歪过脑袋，杜丽娘搓爪，一时闭眼伏在求岳怀里，又撒娇：“哥哥，我心跳得很。”
求岳打了一个酒嗝，摸着露生的脸，笑道：“我也心跳。”
和石瑛一样，这其实说的都是虚话，实话埋在他们心底，这句实话也是心有灵犀地两个人都在想，你说一句不相干的，我就懂了，我答另一句不相干的，你也明白——他们的税改从九月筹备至今，石瑛到了、曾养甫也到了，像抽卡一样一张一张的SSR强化完毕了。千头万绪的工作是万事俱备、连东风都不欠，宛如年历牌上所剩不多的日子，就要揭到底了。
这种不能说的心情并非出于隐秘，而是一种孕育，像小说家怀着揭开悬念的激动，要给读者一个温柔的惊喜，也像礼堂里跪地求婚的祈诉，是一种仪式性的忐忑。这其中还包含这一种如临深渊的敬畏心情。
会成功吗？
这一刻不知怎地，露生想起往事，那时的心境和此时原来是一样的，在摇摇晃晃的车里，慵声问求岳：“你知道我第一回唱戏，是怎么上的台？”
“穿裙子上台。”
“浑人，怎么正经事从你嘴里出来就变味儿？”露生笑着，挠他一下，“我那时练了好久，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登台，又盼望、又紧张的，天天都听人说‘这孩子快了’，也不知道到底哪年月日轮着我。就那么练着练着，不知不觉地——”此时回想起来，只有美好的回忆了，旁的倒都不计较，“那天我妈拉着我往后台赶，说晚上定的师兄被人家叫去陪客了，就把我按在镜子前面，三下五除二地画完了，连衣服都是我师兄穿剩的，顶花都戴不稳呢。”因为醉，所以他说话也是轻轻地，眉梢眼角弥着笑，“我妈就把我往前那么一推，说，就今日，上去吧！”
“害怕吗？”
“不害怕，练了那么久，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露生轻轻吁一口气，伸手去碰车顶上的绒壁：“辛苦不是白来的，血汗也不是白流的，顶好是个满堂彩，差些，人家多少也能记得我。”
许多时候，我们习惯了做配角，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是从配角起家，甚至连配角也算不上，是在后台小心张望的那一群。可是话说回来，又有几个主角是生来就做主角？是被时代的暴风推着、被时势的洪流裹挟着，它要你走到你应该担负的位置上。
然后你听见锣鼓喧天，看见帘子挑开了。
“说是这么说，”求岳仍以虚话答他，这此虚彼虚的游戏里含着一点两心相知的坚定与甜蜜，他握了露生的手，低声道：“你那天一定是满堂彩。”
深秋到腊月的这段日子，他们就这样互相勉励着，摩拳擦掌地等待着，人事尽了十分，余下的就是等待，不是等天命，而是等时机。石瑛和金求岳相信，孔祥熙也一定在等待一个时机。
——时机终于来了。
1933年12月3日，经历了四个月的暧昧对峙，国民政府就江浙两省税改的大战打响了第一枪。这一天，实业部、财政部、国家建设委员会，三部两级联合发布训令，要求江浙两省就当年工商业税收锐减、乱象丛生的问题“进行整肃清查”。孔部长骚得很，在文章里自问自答，前面要求两省纠察问题，后面直接给出答案，明文指出以安龙厂为首的江浙商团“以特殊手段逃税舞弊，窃国富以徇私，各地又群起效仿，其影响之恶劣难以尽述”。
孔祥熙动起来了。
这中间发生了一个插曲，它声音不大，但如同一声冬日的闷雷震动四方——11月20日，远在福建的十九路军通电全国，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宣布自治。这个揭竿而起的自治政府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激烈反蒋的社会名流，李济深、陈铭枢、冯玉祥，都亲自或派代表参加了临时代表大会。而为首的正是淞沪抗战之后一度销声匿迹的蒋光鼐和蔡廷锴。
王亚樵，也在其中。
蒋|介|石坐不住了，率领亲兵御驾南征。
兵变、政变，不得不说，孔祥熙选择了一个很好的时机。在他的计划中，强制改革一定会令江浙商人群情激愤，激愤了就会闹，而他要的就是这个闹。平时你闹，最多是政府训斥几句、政策打压一下，但此时闹就是公然和国民政府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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