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垣对新任帝国内务部部长贺人龙说道，“贺部长，你是帝国剿匪戡乱的主角？请表述一下你的观点。这次剿匪会议对全国的长治久安！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贺人龙干咳一声说道，“当前，帝国境内，包括赣南、闽西、湘西，云贵的土匪，除了一些政治性的土匪之外，其他的大体上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是专门从事抢劫、烧杀、绑架勒赎活动的惯匪和积年老匪。这一类土匪，在帝国的一些治安薄弱地区，偏远地区，新解放区最为常见。他们乘我华夏军立足未稳，到处横行霸道，为非作歹，所到之处，不分青红皂白，不分贫富良莠，均浩劫一空。无论平民百姓，还是富家大户，均陷于悲惨的境地。举例来说，耕牛是赣南一带农民、农庄最重要的资产之一。耕牛被他们抢走之后，农民、农庄往往陷入痛苦和绝望。帝国分给他们土地，但他们却无法去耕种。”
“第二类土匪是兵匪，这些人同高迎祥、张献忠一样，多是被裁撤驿卒或溃败的军队和哗变的士兵。这些兵匪，擅长攻城略地、野战能力最强，为害的地域广，造成的危害比那些惯匪还要大。”
“第三类土匪是会匪和教匪，例如白莲教、青莲教匪徒。他们就是从事土匪活动的帮会教门成员和组织。隐蔽性最强，迷惑性最大。无论是会匪还是教匪实际上都被各地的黑恶势力，有政治野心分子所垄断和操纵，并作为庇护家财、对抗帝国政府的护身符。目前帝国境内残存的会匪有白莲教以及变种，大刀会、安清道友、袍哥、天地会、哥弟会、三合会、三点会、小刀会等。他们烧香结盟，经常汇集数百人，出没无常，沿途抢劫。在东部沿海城市，活动最为猖獗，严重危害地方治安。”
“会匪和教匪在成员构成上，往往因为成员不同而组成不同的社团，比如各个城市的乞丐结合而成的花子会、运河沿线的青帮。随着天启崇祯朝社会动荡，包括赣南、湘西、广东等地的会匪组织的不断壮大，会匪的组成人员也日渐复杂，几乎囊括了社会各个阶层，其中有走卒，时妖拐骗，巫婆，盗，窃，娼，游民、流民、水手、营役兵丁，小商小贩，平民百姓，均自愿或者被迫入会。在一些城市，还有文武监生，书吏衙役参与其中。各地的会匪首犯、凶狠狡黠。对于乡绅地主以及富农不肯附和入会者，他们则派人抢多牛马，毁坏庄稼，更有甚者，他们还实施绑架，勒索钱财。普通的百姓如果不肯入会，祸不旋踵，会被搞得家破人亡。凡是会匪存在的地方，百姓的畏祸之心！甚于畏法。很多老百姓见官府不能为他们做主，只得勉强入会，籍保全家。”
“各地的会党组织还勾结起来，阴谋颠覆帝国各级政权，干涉帝国政务。”
“同时，为了攫取高额利润，很多不法商人、土豪劣绅、黑恶势力，衙役，还与会党勾结，劫财敛钱。尤其是湘赣粤闽一带，在被我华夏军解放之前，很多会匪已经发展成势力强大的武装集团。他们冲击政府关卡！扰乱地方秩序。明朝政府的官兵均不敢问。举例来说，很多明朝政府官员多认为南安、赣州是土匪窝、视出仕赣南为畏途。如果被委任赣南官员，官员宁愿仕途不保，也不愿意到赣南会匪猖獗之地去做官。”
“贺部长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将剿匪工作理清，着实不容易。”华夏军副总参谋长李岩感慨道，“当前，除了赣南闽西之外，云贵匪情甚为严重。我华夏军即将入云贵作战，与其说是剿灭明军，还不如说是剿匪。”
“那我们就把剿匪和打仗同时进行。”周垣说道，“尤其是贵州，先有播州杨应龙之乱，后有奢安之乱。两次地方匪帮、土司集团叛乱，阴谋分裂国家，搞独立王国，不仅规模巨大、而且持续时间长，极大地震撼了当时的西南各省，严重消耗了蜀、楚、黔、滇诸省的军事、经济力量，削弱了前明朝政府对后金以及漠北草原武装的防御能力。这两次叛乱，标志着朱明王朝“以夷治夷”政策的破产。说明“以盗治盗”是行不通的。我华夏军发起解放云贵川的大进军，不仅要消灭各地土司、土酋、头人的私人武装，而且要彻底废除羁縻政策，实行改土归流！我帝国境内，绝对不能容忍私人武装的存在，对任何分裂割据采取零容忍。”
“陛下，我认为对帝国境内残存的土司、土酋集团，应当采取分化瓦解的政策。”陈子龙说道，“只要他们能够放下武器，以前的一切，不过帝国政府可以既往不咎。但是，如果这些地方武装集团，一味的执迷不悟，可以将他们视为政治性土匪，给予毫不留情的打击。”
“那我们就对他们先礼后兵，希望这些地方武装集团能够认清形势。”贺人龙笑道，“不然，我们再加强支持张献忠、高迎祥，让他们打得更猛烈一些。”
“驱虎吞狼，小心反被虎伤。”李岩说道，“我建议适可而止。”
周垣点点头。
李岩继续说道，“那些愿意向我们投诚的前明朝军官、官员以及乡绅宗族，应当要求他们继续维持当地治安，确保政治经济秩序不被破坏。待帝国的军政人员就位之后，可根据业绩，对投诚人员进行相应的奖惩和升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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