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土匪俱是只问钱财，不问政治，对那些本族的官吏也照样劫杀。
很多亦农亦匪山寨，自立名号，占据一方，伺机下山阻断道路交通，拦截过往客商，劫财物，抢粮食，四处攻打新成立的区乡政府，围攻县城，袭击华夏军小股部队，劫杀集体农庄和生产建设兵团的工作人员。
最疯狂的时候，黔地79座县城，被土匪反叛武装占领了三成。
帝国政府控制下的近50个县，大多数也只是占据了县城和少数乡镇，政令不能出城。
华夏军只能在沿湘黔、川黔、滇黔、黔桂四条公路干线上，守护一些重要目标，确保交通运输线。
不但整个农村顿形混乱，连省会贵阳市也受到土匪武装的严重威胁，不得不在通往贵阳市内的主要街口修筑堡垒，加以防御。
周垣要求湖南驻军入黔，协助帝国贵州军区剿灭土匪，“对土司、土酋、头人、会道门，土匪武装采取除根行动，以绝后患！”
帝国政治保卫部所属部队，内务部直属部队，首先将目标瞄准秘密会社的袍哥大爷、土酋头领、奴隶主，恶霸、惯匪、兵痞等等。这些叛匪本来就是黔地黑暗势力的代表，也是叛乱的主题。
铲除黑暗势力，本来就是华夏军以及帝国政府建设大同社会题中应有之义。所以，在剿匪军事行动中，对这些组织叛乱的骨干分子和重要头目都是严惩不贷。
周垣在贵阳召开的第二次戡乱剿匪会议上指出，“帝国黔地新政权主体是文明地区干部，人地两生；而黔地地僻民杂，土著势力根深蒂固。原先帝国中央政权的统治历来难及其里，土客籍之间本来就难免龃龉。要大力启用原明廷官员、士绅以及开明酋长。从而减少社会矛盾骤然激化，避免新政权政策失当。”
“但是个革故鼎新的历史新时期，各种矛盾相互交错并激烈地碰撞。不可避免的，匪乱在历朝历代的王朝建立之初，都不可避免，不付出血的代价，帝国的统一是不可能的。要通过戡乱剿匪，把地方割据势力、奴隶主，给予连根拔起。”
“黔地以及西南的土酋、奴隶主，不当土匪，不搞武装割据的很少。所以，如果不把这些压在奴隶头上的石头搬掉，那些奴隶是不会跟我们走的，”
黔地省府当局，按照帝国皇帝的圣旨，不失时机地在黔地开展“清匪、反霸、废奴”运动，加快了社会改造的步伐。
清匪反霸废奴运动，在黔地全面展开。
那些土酋、头人和奴隶主，或逃或降，很多自绝于人民。
有些前明读书人向帝国政府提出建议，认为手段过于严厉。
“打虎不死,必遭反噬!与贼同谋,必受其累!”周垣严厉地申明了政府令出法随的坚决态度，无论当地民众是否附匪，清匪、反霸的行动都要不折不扣的贯彻下去。
政治保卫局对反动会门组织成员采取连坐措施。
各地乡绅，读书人、开明酋长对帝国政府铲除在西南社会根基深厚的秘密会社给与极大支持。
经过一年的努力，自汉唐以来，中央政府一直莫之奈何的黔地割据势力，在帝国政权的统治之下，彻底走到了它的尽头。
长期为祸的西南匪患，已然失去它赖以生存的社会条件。
帝国政府，通过血与火的手段，在黔地社会深深扎下了自己的根基。
在这期间，滞留在黔地的大顺军刘体纯部，经过大小三十余战，平定了千里蛮疆，以武力征服清水江流域和雷公山所谓“生苗”，古州八万洞军民长官司战俘五万被大顺军驱赶着去修中缅公路。
作为回报，帝国政府支援刘体纯价值30万华夏币的武器装备和药品。
在剿匪战役节节胜利的同时，帝国各级政府迅速接管各土酋、头人的，庄园和农庄，改变为集体农庄和集体农场，安置战场负伤老战士以及烈士家属，以及有功人员，充当集体农庄的骨干。
新解放的奴隶，绝大部分成了集体农庄和集体农场，矿山林场是新主人。还有一部分参军入伍，编入公路兵部队，修建川黔，湘黔公路，黔贵公路和滇黔公路，以工代赈。
帝国贵州省府没收土酋土地，收归国有。先后建设县一级的集体农庄、集体农庄15800多个、国有矿山、企业1350家。
贵州省建设兵团将马铃薯、甘薯、玉米、辣椒大幅引进贵州。
拖拉机被用来耕地、化肥被用来肥田，ddt被用来消灭农业害虫.
平常年景贵州全省产粮只有40多亿斤。帝国生产建设兵团，集体农庄，集体农场，在第一年，粮食产量就达到了30亿斤。解决了贵州省内70万华夏军以及工作人员的薪水问题和粮食问题。
粮食问题解决之后，但随后的其他经济问题接踵而至。
由于西南地区铜钱的含铜量非常低，加上西南地区冶技术落后，当地土酋库存的银锭多是银铅或银铜等合金假锭。帝国银行虽然容许劣钱流通，但是对兑换却很大限制。
华夏币在西南地区迅速升值，铜钱和银锭大幅度的贬值。半年之内，劣质铜前的价格下跌百分之八十，劣质银锭的价格下跌50%。
财富的大幅度缩水，很多窖藏的铜钱和银锭的人家，向帝国政府表示了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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