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秘密宗教组，搞政治运动或者造反是中国人的老传统，其中著名的有三国时候的张角、元末明初的朱元璋、清朝时候的白莲教的领导人物王聪儿等。相比于他们，扇子会的大头领罗献瑞只是一个小角色。
罗献瑞和他的战友们，拿着砍刀、土枪、梭镖和长矛，以游击战的方式和马廷贤的土匪军队周旋。在一次战斗中因为寡不敌众，很快被马廷贤的军队抓住砍掉脑袋，随后挂在天水城头，以示警戒。
罗献瑞的弟弟罗献璋临危受命，被大家推举为部队的任司令;罗锦华任参谋长、张作奎为军师，部队拥有三个主力团两千七百多人，骡马五六百匹、土枪鸟铳五百。外加联合依附的民团、神社共编为十八个团，约六千人左右。分别驻防在天、礼、甘、武、漳、岷交界的大片山林之中，以山寨为中心，武装反抗马廷贤以及军阀鲁大昌的残暴统治。不过他们始终没有建立政权，各个地方的武装各自为政，如同散沙。
马廷贤决心拔掉自己肉中刺，联合军阀鲁大昌，派遣骑兵部队四下出击，屡次围剿扇子会以及当地的民众武装，烧杀抢劫，无所不做。渭河南北两川民房全部被抢占，群众避逃深山。所部日间搜山，夜间放火，烧杀淫掠。
相对于马廷贤的正规军，扇子会这种民间抵抗力的实力弱了很多，而且很分散，农忙的时候大家还要种地。因此，扇子会以及其他民间武装，在马廷贤的围剿下，人员损失大半。
就在这个最危急的时候，甘宁青特委伸出了援手。
甘宁青特委军委书记、中央交通员孙作宾派遣柴宗孔率领一行19人由兰州来到家乡陇南开展革命活动，在红河一带为罗献璋的“扇子会”训练军队，促使军队正规化。罗献璋任命柴宗孔担任“扇子会”一营的主官。这支人马后来成为陇南的第一股革命力量。
川军邓锡侯部、第四十五军第一二六师师长师长黄隐将军不满马廷贤的罪恶统治，率三路支队并联合各反马力量会攻天水。孙作宾、罗献璋、柴宗孔率领扇子会主力团随军作战。马廷贤多行不义，很快在与川军作战中败逃，不久之后销声匿迹。
黄隐将军回四川之后，留给扇子会一千支步枪，四门迫击炮。柴宗孔、孙作宾、罗献璋在甘宁青特委的领导下，乘几方力量无暇顾及陇南的机会，组建了西北人民自卫军，柴宗孔任总指挥、罗献璋任副总指挥，以礼县、固城为根据地，在陇南十多县大片地区内游击活动。因为远离鲁大昌统治中心岷县，鲁大昌正忙于扩展势力，对西北人民自卫军听之任之。
西北军孙蔚如部队奉老蒋之命，从兰州前往天水围剿西北人民自卫军。柴宗孔、孙作宾、罗献璋率领西北人民自卫军在六十里铺伏击了孙蔚如部队的后卫，缴获了一部分辎重、枪支。从此之后，名声大振的柴宗孔被人们称为“白马将军”，“九泉山下树红旗，西北五省颇具名。”
1933年7月，由于杜衡叛变，陕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在极端危难之中，孙作宾决定离开西北人民自卫军，由甘返陕，冒着生命危险，挺身而出，主持组建陕西临时省委，继续坚持斗争，使党的组织一直没有中断，党的活动从未停止。
陕西临时省委处境艰难，西北人民自卫军的日子也不好过。
甘肃省政府主席兼驻甘绥靖主任、西北"剿总"军第1路总指挥朱绍良奉老蒋之命，在甘肃实行保甲制度、联保连坐，企图困死西北人民自卫军。各地保安团、军阀四处围追堵截，西北人民自卫军以及扇子会等民间自卫武装，遇上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物资匮乏，处境艰危，部队伤亡惨重。
柴宗孔、罗献璋根据形势变化，决定化整为零，让军师兼参谋长张作奎潜入天水城，开设裁缝铺，为部队探听消息，筹集物资和资金。而罗献璋则化装成算命先生，在陇南、陇西一带进行活动，负责联络和军事侦察，柴宗孔则以“西北人民自卫军”、“甘肃第一路游击司令”的名义在陇南、陇西一带打游击，打土豪、分田地，惩办贪官污吏，打击民团和军阀武装。
1935年9月，红军先头部队已由松潘以北毛尔盖进入草地，经甘南藏区向临潭县、岷县北上。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奉老蒋之命，督促马鸿宾部三十五师向陇东开拔，企图堵击途经岷县等地过境红军。同时命令，甘肃军阀、国民党新编14师师长鲁大昌，“除夏河、洮岷地区部队严密警戒外，由贵师速调集兵力进驻腊子口附近构筑工事固守，并相机截击。另派唐淮源第十二师前来岷县支援。"
鲁大昌率部在腊子口层层构筑工事，安排部署两个整营的兵力，一个连守桥头堡，四挺重机枪排列碉堡内，重重防守阻挡红军，并囤积了大批粮食弹药，要与红军决一死战。阻断红军北上之途。腊子口山后，鲁大昌纵深配置4个团兵力，岷县城里的国民党部队还可随时增援腊子口守军。
柴宗孔、罗献璋在特委的领导下，牵制驻防陇西的毛炳文师与马鸿宾部三十五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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