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摸着头顶，灵魂险些飞了出去：“你们三家？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啊？”
三个老人站了起来，不理我了，回手拉着路人们诉苦道。“你们帮忙评评这个理，这个人几年前去过我们寨子，答应要赞助全寨子的女孩子上学。后来他的确是都赞助了不少，就剩了我们三家人了。头年我们家孙女也上学了，我们写信请他给赞助一下，可他不理我们了。一年多啊，我们孙女盼得眼睛都蓝了，在学校里都抬不起头来了。你们说说，他不赞助也没人怪他，可全都赞助了却惟独剩了我们三家人，让我们在寨子里怎么做人呢？这不是羞辱我们吗？”
邻居们嗡嗡地议论起来，大多对我抱以白眼。我突然大声叫道：“不对，不是一个寨子的，地址不一样。玉京当初没说是你们寨子的赞助，他只赞助家里有困难的。”
老人说：“全是一个寨子的人，地址不一样那是他们用亲戚的名义要的。当初你一走，我们全寨子的人就开会商量了，既然有钱人愿意赞助女孩，肥水就能不流到外人田里，每家的孙女都有份。没孙女的，就用亲戚的孩子的名义顶。他们还让孩子给你写信，你信上说得挺好的呀。”
有些邻居哈哈笑着起哄道：“谁让您有钱的？一碗水得端平，哪能厚此薄彼呀？光赞助女孩，不赞助男孩也不行啊。要不，您连咱们这条街上的孩子也赞助了得了。”
我不理他们，冷笑着说：“你们见过玉京吗？”
老人摇着头说：“我们几个在镇子上做生意，平时在在寨子里。你来的时候，我们不在。”
我伸手拦了辆出租车：“我让你们见见玉京，然后你们就可以回去了。”
老人们有几分狐疑，但他们终归是三个人，不怕我，于是全上车了。上了车我不冷不热地问：“你们三家是不是特别困难？是不是穷得吃不上饭了？穷得都穿不上裤子了吧？”
山民们终归是老实，嘟囔着说：“现在政策好，我们家里倒是不缺钱。但玉京赞助了别人就应该赞助我们，我们也不是后娘养的。”
另一个说：“我们家孙女在学校抬不起头来，我们的面子上也过不去。跟您说，寨子里人都笑话我们呢，说我们是上辈子缺了德了。”
我歪着嘴：“我看你们这辈子也没积德。”
说了一会儿，真相便浮出水面了。这三个人认为自己受到了莫大侮辱，要给孙子、孙女讨回公道，于是凑了钱来北京找玉京讲理。在老人们看来，能否提供赞助不是钱的事，也不是孩子该不该上学的事，主要是面子的问题。
在公墓门口，三个老人有点含糊了。为首的老人说：“怎么像坟地呀？玉京是这儿的领导？怪不得那么有钱！”
我说：“就是坟地，玉京在里面等着你们呢。早晚你们能见着面。”说着，我连拉带拽的，总算是把他们拉进去了。
玉京的墓碑前非常冷清，没有鲜花，没有香烛，甚至没连装点门面的塑料花都没有。他满脸笑容地挂在墓碑上，似乎是等待着这一天呢。三个老人仔细端详了一会儿，终于确认了石板下面的骨灰应该属于玉京。忽然其中一个老人使劲甩着手，遗憾地叫道：“你这个人啊，怎么就死了呢？应该赞助完了再死，你让我们以后怎么做人呢？哎呀！”
我嘿嘿着说：“你们赶紧走吧，万一他跳出来，你们就麻烦了。”
老人同时哆嗦了一下，一溜烟地不见了踪影。
我找个块干布，把玉京的墓碑仔细擦了擦。这家伙依然笑着，笑得灿烂，笑得天真。当初我为什么要给选一张微笑的照片呢？难道就是想让他一直笑下去？
刚把墓碑擦干净，为首的老头又回来了。他拉着我的手说：“不对，这一年的赞助是谁拿的？是你吧？”
我说：“是我。但我不愿意赞助别人了，把玉京答应你们的事干完就完了。所以你们那些信我根本就没看过，全烧了。”
老头为难地说：“那我们怎么回去？怎么跟孙子、孙女交代呀？”
我哼哼着说：“你爱怎么交代就怎么交代，实在不成，把孩子直接扔河里淹死，这样的孩子活着也是浪费粮食。对了，就应该给你们陈化粮吃。”
由于我说话太快，带出了浓重的北京腔，这老头肯定是没听明白。他试探着说：“要不这样好不好，我们出钱，你帮忙寄一下，成不成？就当是赞助了。反正别人也不知道他死了，我们得跟孩子有个交代就成。”
我指着墓碑：“你们怎么就不张罗谢谢他呢？”
老头理直气壮地说：“他自己把事情搞砸了，凭什么谢他？”
我直接将脏布塞到老头嘴里里，使劲攥着他的下巴。老头憋得眼睛鼓起来了，双手一个劲在空中抓挠。我大声问：“臭不臭？”老头使劲点头。我这才撒手：“我还以为你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臭呢。”
穷人想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确需要比富人更多的狡猾，更多的心计。所以穷人的心眼往往比富人多，至于是否高明，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说以前的穷人尚有一分骨气，当今的穷人则穷得让人鄙视。
我不知道三个老家伙回去了怎么向孙子交代，或许也用不着交代。因为我决定了，下个月就不再寄钱了。我没必要再坚守答应玉京的诺言了，人类不值得拯救，该拯救的倒是玉京。
十几年前我们雄心勃勃地去广东，我和玉京在火车上有一次长谈。玉京说自己是濒临灭绝的动物，是被社会淘汰的一群。但他并不后悔，也不想改变什么，有向往总比没有向往好。我当时以为明白玉京的心思，不过是想出名所以才玩音乐，又知道这里面风险很大。后来得知他赞助孩子，我认为那是音乐梦想破灭后的自慰，或许他还在期待着另一次爆发呢。其后玉京死了，死前还惦记着继续这事，这一点我就不能理解了。人死了，还能有什么呢？
想到这儿，我好象明白自己该干什么了？于是回了家，把玉京的所有信件归整起来，把所有的汇款单据分门别类地做成报表，又找了些玉京生前的照片。然后堂堂正正地给报社打了电话，说我有一条重要新闻。
与白门合作时，我基本上摸清了报社的运做规矩。我答应他们，我愿意出一部分报道费用，也可以采取其他合作形式。
第二天记者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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