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生态学很快被引入到社会学领域.随后应用到实践上。
华夏军总政治部、帝国政治保卫局，国土安全部、帝国新闻社等部门，在皇帝陛下的演讲之后，开始联手打击包括陕甘宁一带在内的全国区域邪教分子。
从总体而言，华夏帝国政府在立国之初，为了让屡遭旱灾、瘟疫、蝗灾的百姓能够休养生息，帝国的科技部门，对包括各种邪教在内的各种异端邪说，还是很宽容的。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华夏帝国境内的邪教，既有本土滋生出来的邪教，也有随着世界贸易的发展，从西亚及欧洲传过来的邪教。
在外来邪教中，以从奥斯曼土耳其以及阿拉伯半岛传来的邪教最为嚣张，他们把帝国政府的宽松政策当成软弱，这个邪教明目张胆的提出，拒绝向帝都金陵皇帝陛下的权威效忠！
虽然说半岛邪教在帝国本土生活了数百年，但在他们心中，依旧保留着豺狼的本性，畏威不怀德。
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家文化一直被视为普世文化，儒家的价值观念也一直被视为普世价值。
儒家的三纲五常，常常被外来邪教当作笑柄。他们见普通民众修斋设醮则笑之。他们不供佛、不祭神、不拜尸，所尊敬者唯一天宇结为党伙，为暴闾阎，以累朝之德化而不能驯其顽犷之习。
华夏帝国建立之后，周垣本着民族大一统的政策，对于外来宗教分子，给予了相当厚的优遇。他们可以参加帝国政府的科考，在文武两途出仕，尽管其职位通常并不很高。
随着帝国疆域越来越大，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确保各族人民能够安居乐业，华夏帝国政府颁布了严厉的法律，也是最平等的法律。重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原则，任何人和任何团体、任何民族、任何宗教，都不得凌驾在帝国的法律之上。
所有的盗窃犯、抢劫犯以及其他类型的犯罪分子，按规定要流放到伊利安岛、婆罗洲或者南美的热带雨林。但是，陕甘宁、云贵川、中南半岛、帝国孟加拉省等地邪教分子，却无端的认为，帝国政府的刑罚过于严重，要求帝国政府对他们网开一面。
这些外来邪教分子，往往以各种寺庙为中心，妖言惑众。他们把帝国政府普通的公民视为土地占有和贸易方面的对手。帝国的司法机构在司法过程中即使裁决公正公平，但他们还是无端的认为，帝国的司法官员对他们有偏见！
另外一种邪教是本土邪教。
从帝国五年开始，遭受战乱、旱灾、蝗灾、瘟疫的大西北、华北、华中地区，社会经济逐渐恢复，人民安居乐业！但是，各类邪教组织，也开始重新萌芽，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1638年，渭河平原一带集体农庄和集体农场，获得大丰收。地方政府的文化部门，送戏下乡。当地的邪教分子，以宗教关系，拒不接受。他们不看也就罢了，还禁止其他乡邻观看，遂起械斗。地方政府的文化部门决定禁演，但地方绅士、普通民众起而反对，以为演戏自古皆然，岂能以邪教分子关系，便行禁止?
类似的冲突，在陕甘宁的乡村，发生很多。乡村中公权与教权发生矛盾是导致冲突发生的根本原因。
帝国生产建设兵团，集体农庄和集体农场，实行的是大农业，拥有一流的灌溉设施，化肥农药农业机械，应有尽有，加上兵团战士以及民工们，不但吃苦耐劳，而且懂得精耕细作，所以集体土地，都是丰收的高产田。所以，外来邪教分子，心中充满了羡慕嫉妒恨。
但是，华夏境内的各个阶层，尤其是军方、帝国的新生代力量，以及士大夫阶层，却始终无法容忍各类邪教分子的跋扈和嚣张。
帝国政府对内外的邪教，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
1640年，在帝国政治保卫局的领导之下，帝都南京以及各个地方的省会及大中型城市，如新加坡、吉隆坡、万象、昆明，广州，长沙，西安，库伦城、秋明市、横滨市、东京、台北市等各界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禁绝外来邪教以及中国国内传统的邪教白莲教、一贯道等。
按照帝国政治保卫局、国土安全部的秘密调查，仅仅是老解放区。邪教多达数十种，如白莲教，一贯道、八卦教、清水教、离卦教、坎卦教、圣贤教、弘阳教、清茶门教、大乘教、青莲教、灯花教、先天教、天理教、圆顿教、悄悄会、收元教等等，名目繁多，不胜枚举，令人瞠目结舌。
那些邪教分子，如同藏在黑暗中的老鼠，企图在华夏帝国内建立一个或者几个政教合一的邪教之国。这背后有奥斯曼土耳其、莫卧尔王朝、以及哈布斯堡王朝暗中的支持。
他们不断的妖言惑众，制造祸端，分裂国家，对帝国社会的稳定和国家政权，构成严重的威胁。
华夏帝国皇帝周垣旗帜鲜明的指出邪教具有欺骗性、流动性、隐蔽性的特征，“所谓邪教者，非指世俗寻常僧道之流而言，大抵妄立名号，诳诱愚民，或巧弄纪术，夜聚晓散。此等之人，党类繁多，踪迹诡秘。其花样百出，邪乎其邪，甚至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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